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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镇政府采访时,在镇党政办公室偶然发现一本贴有“香烟领用”的蓝色文件夹。在一份招待用烟流水账中,从20
08年11月至2009年2月期间,招待用烟共用去了5277包,约为530条,均为中华香烟。其中用烟数量最多的是今年的一月份,共用去2789包中华牌香烟,约为280条。(《现代快报》4月10日)
《法制日报》曾有一篇文章“就我们县抽得起中华烟”,说的是山西省河曲县——国家级贫困县,该县农民年均收入仅1000元左右,但该县政协开一次会就“抽”掉6万元财政拨款。其实,当前一些地方开会,无论大会小会,都设有招待烟、招待酒。基层乡镇招待用烟多,固然与“各类检查比较多”有关,但月招待用烟竟高达上千包,还是令人震惊。
长期以来,我国职务消费一直由财政包揽,花钱不计成本,使用随意性大,运行机制缺乏科学严谨的管理与监督。招待用烟只不过是行政支出的一项花费,倘若加上接待吃喝、旅游等,实在难以想象需要花费多少公款。
行政费用的增加不能全说是不正当的,有一部分是必需的,但肯定有一部分是用于“亚腐败”。何谓“亚腐败”?就是指在廉洁和腐败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状态,权力本身却又并不那么干净。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亚腐败”不限于公款接待吃喝,还体现在超标准配车,公车私用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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