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叛国之路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叛国之路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故乡在青海省的一个小村庄祁家川。700多年来,众多民族在这一带往来迁徙,使这里渐渐成为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自从1644年清王朝统治以来,回族人成了这条山沟的主要居民。只有祁家川的地名还能使人想起这里的早期居民藏族祁家部落。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就出生在祁家川的当采村。这里的汉文化影响浓郁。第十四世达赖一家完全不懂拉萨话,甚至连安多藏语也说不完整。
“达赖喇嘛”是一个蒙古语和藏语合并的词汇,意思是“大海一样的上师”。最初,这是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的尊号。由于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尊号世世相袭直至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依靠蒙古骑兵建立了格鲁派政权,清王朝也逐渐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1653年，第五世达赖喇嘛晋见了清朝顺治皇帝,并得到了一个确认他的政治宗教地位的正式册封,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对西藏近三百年的统治。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时代即将开始……
银币赎身 5岁农家娃幸运成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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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期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1940年，西藏地方政权认定祁家川当采村的藏族农民祁却才仁和妻子德吉才仁5岁的儿子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寻访灵童的人找到拉木登珠的时候,青海省政府主席是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芳认为拉木登珠是他管辖的属民,寻访队不能随便带走他。直到西藏噶厦政府请中央政府协调并私下给了这个军阀40万元银币的赎身钱之后,拉木登珠才在马步芳军队的护送下前往拉萨。
1939年10月，拉木登珠坐在象征达赖地位的黄轿子里进入拉萨。在摄政热振活佛的操纵下，这名5岁的男孩已经就是新的达赖喇嘛了。
1949年2月5日,中央政府对摄政热振活佛的请求给予批复,免于对灵童掣签,特准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是噶厦政府决定于22日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灵童拉木登珠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从此,这个农家孩子就成为政教合一社会最高、最神秘的代表人物。
噶厦政府封给他的家人好几个庄园,让他的家族成为贵族。达赖喇嘛的厨师长噶玛曲央说,我们有18名僧俗人员负责他的饮食。为了供做酸奶米饭的酸奶,或各种仪式上用的酸奶,共养了30头奶牛。而在当时的西藏,绝大多数的孩子仅仅作为农奴或奴隶的后代降生人间。

英人入侵 西藏权贵攀附英印势力
西方人对西藏的兴趣很早就有了。为了打开西藏地方政权对英国关闭的大门,1904年,荣赫鹏上校带领一支远征军翻过乃堆拉山口开始了对西藏的入侵。侵略者经亚东、江孜最后到拉萨。愤怒的西藏人决心抵抗，他们利用江孜宗山上的城堡与侵略者大打了一场,然而不幸失败了。
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朝中央政府和崇洋媚外的驻藏大臣有泰不给予西藏地方任何援助，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只能逃离西藏。
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西藏后,在西藏寻找代理人,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分裂活动。一些西藏的上层统治者也开始积极靠拢英印势力,他们向英国派出留学生并且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但是后来的噶厦政权惩罚了这些人。代表人物龙厦被挖掉了双眼,死在监狱。
倾心和遵从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在1934年成为摄政。正是热振活佛主持了寻访已故的达赖喇嘛灵童的工作。然而他的政敌利用他的弱点逼他下台,先是请新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批准由老谋深算的达扎·阿旺松绕接替热振活佛的经师和摄政职位;然后以热振请中央政府帮他复位的罪名逮捕了他。
热振活佛被囚禁并不明不白地死在布达拉宫的监狱里。从此,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达扎,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作为达赖的经师,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丹增嘉措。

昌都战役后 16岁达赖喇嘛亲政

虽然美英势力的阴影笼罩着西藏,但亲英的达扎·阿旺松绕也不能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历届国民大会西藏都派了代表。

1949年,大部分中国都沉浸在获得解放的欢乐之中。驻锡在青海塔尔寺的第十世班禅喇嘛认为西藏不该是个例外,他恳请人民解放军进藏去驱逐外国势力。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说:1950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希望西藏方面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执政者是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他和他的部分追随者都反对中央,搞西藏独立的决心很大,不但不响应中央的指示,一方面准备打仗,对抗解放军,另一方面派代表到国外,希望得到外国对藏独势力的援助。

然而,派到国外的那些代表团所发出的请求,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响应,甚至连他们的旅行证件也得不到承认。

于是西藏噶厦政府调集了当时90%的藏军,前往西藏东部,部署在金沙江沿岸,以图阻挡人民解放军。

与此同时,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开始向西藏前进。结果藏军彻底失败。1950年10月底的拉萨,已是混乱一片。昌都战役藏军的失利,给上层人物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于是很多官员主张结束达扎的摄政。由于丹增嘉措尚未到亲政的年龄,于是提前亲政的事必须请护法降神给予“神断”。神的指示是让16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签订十七条协议 和平解放西藏

年轻的达赖喇嘛立刻悄悄动身,前往边境口岸亚东,并带走了噶厦政府的大量钱财。亚东是喜马拉雅山谷中的一个小镇,翻过一个山口就到了国外,进出很方便,在政治上举棋不定的达赖喇嘛愿意处于这样的位置。此时达赖喇嘛摇摆不定,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地位和权力。此时,美国也对西藏开始“积极关心”。

1951年2月18日,在亚东的达赖喇嘛亲自签字,决定派和平代表前往北京。4月22日,谈判代表到达北京时,周总理非常重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关于十七条协议的谈判天天进行,谈判双方都拿出了自己的草案,在诸如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变,确保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上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一致协议。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法的十七条协议得以签订。24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以个人名义宴请了代表们。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使杜鲁门政府十分担忧。1951年3月底至8月,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给达赖喇嘛至少捎去了三封信和更多的口信,劝说达赖喇嘛否认十七条协议并流亡国外,组织抵抗运动,美国政府愿意为此提供援助。信件既无日期、发信地点,也没有签名。一位英国记者确信他已经看见了美国的军用物资运进了西藏。这些信并未使当时的达赖喇嘛动摇。他决定返回拉萨，并在亚东会见了中央代表张经武，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中央代表。


回到拉萨

拥护十七条协议

1951年8月份,达赖喇嘛回到拉萨。10月29日,达赖喇嘛正式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这项协议。

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打破了西藏社会的凝滞气氛。多年羁留在祖国内地的班禅喇嘛回到了西藏,与达赖喇嘛握手言欢。人们欣喜地看着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的上空飘扬。

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当时对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并没有作任何改变。所以在噶厦政权能够管辖到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庄园,庄园分属于寺庙、世俗贵族或噶厦政府。西藏传统的说法叫三大领主。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被纳入庄园制度中,成为农奴,进行集约劳动。

这些农奴没有任何权利,不得擅自离开庄园。一切都要老爷恩准才行。甚至结婚也要征得领主同意。1940年对西藏东部的一次调查发现,38%的家庭没有茶喝, 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这些东西本该是藏族人最基本的食物。

而高级僧侣和贵族官员们坐在树林中的帐篷下,欣赏传统的歌舞表演,不少贵族自己也能表演一些典雅又复杂的乐曲和歌舞。文化掌握在僧侣和贵族手中,官员也只能由僧侣和贵族担任。贵族们在乡下的庄园里都有舒适的藏式别墅。但他们很少来住,老爷们一般携带妻儿在拉萨做官和享受。在庄园替老爷们管理农奴的是代理人,或叫管家。管家不仅要监督农奴们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充任基层官员征收税赋。为了使自己能中饱私囊,又能让城里的老爷太太们满意,代理人常常私自加大地租和税额。完全不懂计算的农奴们自然也不知道残酷的盘剥为什么一层层加重。

由管家差遣、直接为领主服务的是家养奴隶,叫朗生。朗生不算人,只被当作一种会说话的家畜，性命由主人统治。他们为领主磨糌粑、捻毛线、织藏式呢子、做靴子、放羊、背水。朗生的身份是世袭的,朗生的后代还是朗生。

中央政府官员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但是根据十七条协议,他们只能等候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不过，和平解放毕竟给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增添了很多新的气象。

一些拉萨上层的男女青年们组织了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和爱国妇女联谊会,学习和宣传十七条协议。拉萨修建了新的电站,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国家开办了新商店,藏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盐、茶和棉布绸缎的价格大幅度降低。人民解放军为了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也为了提高西藏的生产技术,开荒办起了示范农场,招收穷苦的流浪乞丐,教给他们新的劳动技能。各种新鲜的事物不断涌现,给西藏人民带来希望

短暂“蜜月” 激情创作《毛主席颂》



毛主席接见达赖和班禅。

人们喜悦的高潮无疑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54年到北京去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众多的工匠为他们赶制精美的礼物,成千上万的人到拉萨河边欢送达赖启程到北京。他们在车站受到了规格很高、隆重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郭沫若、林伯渠亲自迎接。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在投票

在中南海,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向毛主席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F轮。铭文写着:1954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幅金轮,藉表无上颂祷。

此后在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又多次和毛主席见面,亲切交换意见。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分别发言,达赖喇嘛讲述了西藏工作情况,显得热情洋溢。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达赖喇嘛欣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1955年,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写了一首《毛主席颂》,在这篇赞文中他把毛泽东主席比作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主席解放了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领袖像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




1956年,陈毅与达赖、班禅举杯共饮。

1956年,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参加即将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达赖喇嘛被推选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班禅喇嘛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年轻的达赖喇嘛积极热情地投入筹委会的工作,相当活跃。

美插手西藏事务 训练游击队

好景不长，1956年的冬天,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年的纪念活动,而这里有一些主张独立的西藏前官员们。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也在这里,从一开始他们就包围了达赖喇嘛,不断劝说他留在印度。

达赖喇嘛又开始动摇了,有了不回西藏的打算。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和他谈了话,又同他的随行官员中的负责人分别见了面。达赖喇嘛又一次决定返回拉萨。

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十分慎重。然而,其他省份的藏区人民却迫不及待地要求改革。他们控诉旧制度的压迫,兴高采烈地烧掉了记录他们所欠债务的账本。受到了冲击的大小领主们一部分跑到拉萨寻求达赖喇嘛的庇护,一部分在当地策划煽动武装叛乱。

此时的美国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藏族人中招募特工人员,并在台湾训练,让他们回到西藏制造麻烦，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分批训练了170人的“康巴游击队”。

美国通过边境偷运或空投武器给这些回到西藏的特工人员,让他们马上就干。很快这些人就开始在西藏发挥作用,除了他们自己去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和部队之外,还成立了叛乱组织“四水六岗”和叛乱武装“卫教军”。一个自称是“人民议会”的组织甚至在拉萨张贴了征兵令。大批西藏中上层开明人士避入了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机关，大多数拉萨居民关门闭户以躲避危险。这时的拉萨很像一座空城。

望天打卦出逃 宣布“西藏独立”

正式叛乱的导火索是因为达赖喇嘛提出观看演出的事情引起的。1959年2月,达赖喇嘛提出要去西藏军区俱乐部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新节目。3月8日,达赖喇嘛确定3月10日下午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但是,3月9日晚,当时的拉萨市长却煽动市民说:去军区看戏是汉人准备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要每户市民都必须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去保卫达赖喇嘛,阻止他去看戏。

3月10日晨,叛乱分子数千人武装包围了拉萨市,并打死、打伤一些开明的西藏人士,叛乱头目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发动了武装叛乱。

人民解放军一直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叛乱分子以保护达赖喇嘛的名义在罗布林卡周围修了工事,把那里变成了叛乱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

3月10日至16日,达赖喇嘛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人写了三封信，说自己受到了叛乱分子的包围。然而,3月16日他却为是否逃走打了卦,神断指示说:“快走、今晚。”于是3月17日零时,他化装成一名普通的武装叛乱分子,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地区。

达赖出走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在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仅用两天时间就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26日,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宣布“西藏独立”,成立了“西藏临时政府”。之后,他们逃往印度。（文图据中央电视台）

“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本质没有改变”——藏学专家深入批驳达赖集团分裂言行

新华网北京3月30日电(记者孙闻田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针对发生在拉萨的“3·14”暴力事件，对达赖集团分裂言行予以深入批驳。专家们认为，达赖集团多年来的言论和行动清楚地告诉世人:他们分裂祖国的本质没有改变。

达赖集团为何选择此时策动暴力事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指出，自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后，他们将每年的3月10日称之为所谓“起义日”、“抗暴日”。达赖集团在每年的3月10日都要举行所谓“西藏起义日”的纪念活动，并且结合每年的形势开展不同形式的分裂破坏活动。

拉巴平措说，在达赖集团看来，今年的形势与往年不同，一是全体中国人期盼已久的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二是在他们看来他们改变策略的所谓与中央的接触商谈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三是去年是十四世达赖的本命年，他今年已经73岁了，用达赖的话说“今年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一年”。所以今年的“3.14”暴力事件在内容、形式、程度等方面都与往年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朱晓明研究员指出，达赖早在去年窜访欧洲时就多次声称:“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呼吁有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

为此，“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九·十·三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五个“藏独组织”，决定利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机联合发动大规模的抗议、破坏活动。

1月4日，五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于今年3月10日流亡藏人举行“纪念”1959年叛乱49周年活动之际，展开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至西藏拉萨的徒步动。

1月25日，五个“藏独组织”在达兰萨拉公布了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具体事项，宣布活动将从3月10日展开，至少延续5到7个月。之后就发生了拉萨严重的暴力破坏事件和国外藏独分子冲击我驻外使领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

达赖是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领袖？

拉巴平措说，“3·14”事件以来，外国记者向他提起最多的问题就是“达赖喇嘛到底是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领袖”？

拉巴平措说，首先，西藏宗教在藏传佛教以外还有别的宗教，如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藏传佛教内部也有许多教派。佛教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到11世纪中叶以后，西藏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相继出现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五大教派及其一些支派，另外有一些小的教派，还有佛教和西藏原始宗教相结合而成的苯教。这些教派各有自己的主寺、祖寺、创始人、传承体系和教派领袖人物。

“如果在西藏不同寺院、不同僧人以及信教群众中进行调查，问你们所供奉和崇敬的宗教领袖是谁？不同教派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就是说，达赖喇嘛并不是西藏宗教共同的唯一的最高领袖。”拉巴平措说。

拉巴平措说，即使从达赖所属的格鲁教派来说，达赖也不是宗教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唯一的最高领袖。格鲁派的创始人是宗喀巴，而宗喀巴采取佛祖释迦牟尼的传承方式把衣钵传授给自己的大弟子，由此形成了甘丹赤巴传承体系。甘丹赤巴成为格鲁派中宗教地位最高的人物，地位高于达赖和班禅。拉萨举行每年一度的祈祷大F会时，只有甘丹赤巴才能坐在大F会的法座上。

拉巴平措指出，现在达赖系统的所谓政教地位，实际上是自五世达赖以来，因为得到了蒙古贵族军事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支持，拥有了更大的管辖范围，才逐渐成为西藏地方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实力集团，达赖成为西藏地方权力机关即噶厦政府的总代表。在日喀则地区则还有班禅的辖区，同样得到清朝中央的直接授封和管理。

达赖集团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不仅要知道达赖集团表面上说放弃了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实际上想要什么。”朱晓明表示。

自1980年代以来，达赖集团一直鼓吹所谓“中间道路”，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大藏区”，一是“高度自治”。

朱晓明指出，“其中，‘大藏区’是达赖集团的领土要求，‘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的政治制度要求。‘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政治主张的两块基石。”

达赖在其达兰萨拉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大厅正中，悬挂着一幅所谓“西藏版图”，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大藏区”。

朱晓明指出，“大藏区”的说法，从行政区划上、宗教上、民族上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从行政区划上看，从来就不存在由西藏地方管理的所谓“大藏区”。1959年以前，以达赖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没有管到西藏以外的地方。从宗教上看，更不存在由达赖喇嘛管辖的“大西藏”。达赖喇嘛是西藏黄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不仅其他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和苯波教等不归其节制，就是班禅管辖的地区也不容他插手。从民族上看，青藏高原地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除了藏族之外，还有汉、回、蒙古、土、门巴、珞巴等十多个其他世居民族。

朱晓明说，达赖集团鼓吹“大藏区”的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流亡藏人来自不同地区，存在不同利益的教派、群体，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乃至纷争。打出“大藏区”的旗号可以达到笼络来自其他地区各种势力的目的。第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分裂活动造势。国际上很多人并不知道青藏高原还世世代代居住着汉族、蒙古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第三，表面上不讲“独立”，只说“大藏区”，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要把分裂活动从国外转向国内，恢复他们对西藏的政教统治权力。

朱晓明说，所谓“高度自治”，就是要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不会赞成任何流亡者以否定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为条件进行谈判。

拉巴平措指出，达赖想复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是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制度。在那个社会里，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即90%以上的农田、牧场、牲畜和生产工具被官府、贵族、寺院上层所控制，而大部分人民一无所有，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农奴“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而且90%以上的人口世世代代都属于自己的领主，农奴特别是家奴，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生杀大权掌握在主人的手里，可以被主人任意宰割、买卖、抵债。

朱晓明指出:“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权早已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权所代替，西藏的命运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达赖集团来决定，而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来决定。”

西藏是“自古独立”的吗？

达赖集团及西方反华势力为了给“西藏独立”寻找证据，不惜采取剪裁史料、歪曲史实等做法，提出了形形色色独立谬论，为分裂阴谋张目。

“西藏自古独立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提出这种说法，并在国际上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英国人黎吉生的《西藏简史》和夏格巴·旺秋德丹的《藏区政治史》。前者就是要说“西藏自古以来就和中国不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后者则宣称，“雪域藏地三大区，从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研究员张云表示，这一谬论的核心是把西藏的人种、语言文字和文化同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文化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而且故意混淆民族与国家界限，将“藏族”等同于“西藏国”，试图从狭隘的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来曲解中国的历史和民族关系史，实质是为“西藏独立”寻找根据。

达赖集团分裂势力及国外的一些反华势力罔顾元朝和清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大量铁的事实，制造出所谓的“满蒙非中国说”，以为其救命稻草。

张云指出，稍微翻翻史料就会知道，无论是元朝的蒙古族、汉族，清朝的满族、汉族和中国境内包括藏族在内其他各个民族，都没有将以蒙满这两个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当作外国。古今中外也没有人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可见，“满蒙非中国说”是分裂主义分子别有用心的伪造。

夏格巴·旺秋德丹在他的《藏区政治史》中还说:西藏“和中国的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根本不存在政治上的统属问题”；达赖的法律顾问、荷兰人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一书，同样使用这种说法。

张云指出，藏文史书中确实存在有关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是“供施关系”的说法，但是它只是宗教人士一种特殊的表述系统。在大量的藏文史书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的行政管理，以及西藏地方政教首领接受任命、履行职责的史实。用“供施关系”这样隐晦的词汇来否认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历史，不是历史研究者应有的作法。

针对“民国时期独立说”的谬论，张云指出，民国时期噶厦也始终没能改变其地方政府的地位。由于广大僧俗群众和部分上层人士反对搞“西藏独立”，少数人的独立活动最终无法得逞。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曾经出现过一股制造“西藏独立”的逆流，一方面反映出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并不存在某些人认为的“事实独立”问题；另一方面，这场分裂闹剧最终也草草收场，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没有哪个国家或政府承认“西藏独立”。

张云说，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在西藏历史问题上，不管采用什么手法，使用什么字眼，都无法改变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2007年10月17日，美国国会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为达赖“颁发”所谓“国会金奖”，美国总统布什和美国会一些议员出席并发言。美方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杨洁篪外长于10月18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代表中国政府就此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利用达赖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达赖几十年的言行表明，他是一个打着宗教幌子，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美国会为达赖“颁奖”、美国领导人出席有关仪式并会见达赖，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背美国政府多次重申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企图利用达赖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美方错误行径造成的恶劣影响，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势力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

1954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西藏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右）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左）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向西康(今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区)藏区进发，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这时，美国的宣传机器也开动起来，宣扬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论”和“中国侵略扩张论”。《纽约时报》甚至刊登文章，说苏联准备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共产主义对印度的“冷战开始了”等等。

1951年5月23日，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消息传到美国，一些美国官员不断通过此时在美国的当彩活佛(达赖的大哥)怂恿达赖和噶厦政府拒绝协议。与此同时，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也与中央情报局签订了一个关于在西藏开展游击和情报战的决定，在大吉岭建立了西藏间谍情报网。美国驻印度的官员甚至精心拟订了一个“外逃计划”，准备将达赖挟持到印度。

1951年夏，经中共中央争取，已跑到西藏与锡金交界处亚东县的达赖返回拉萨，当彩活佛却越境去了英国。1952年初，当彩活佛又转道美国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共同研究了一个用飞机接运达赖外逃的计划，并选择了冰层较厚、便于起降的羊卓雍错、纳木错这两个湖面。随后，当彩向拉萨寄来密信。达赖却在回信中表示不想出国，称共产党人不会在西藏实行激烈的改革并伤害其利益，不过仍委托当彩保持与美国人的联系。

对于美国当年的援助，达赖1990年在他的自传中承认：“这不是因为他们(美国人)关心西藏的独立，而是作为他们在全世界企图破坏共产党政府稳定的努力的一部分。”

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中共中央给予了他最优厚的待遇，毛泽东主席亲自到住所看望和送行，这曾使达赖感激涕零，还写过一首歌颂毛主席是“创世主大梵天”的诗。20世纪90年代，达赖在国外仍承认：此诗确实代表了他当时的心情。

科罗拉多山脉深处的康巴训练营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美国仍不断在西藏内外以各种手法支持分裂主义分子。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说：“我们要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秘密援助，‘袭扰’中国。”

一九五六年四月，拉萨。陈毅副总理与达赖喇嘛（左）、班禅额尔德尼（右）共同举杯，为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畅饮。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印边界印度一侧阿尔莫一带的居民惊奇地发现：这里居然出现了3个教育中心、两个医院、两个麻风病院和1个肺病疗养院。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医院”和“教育中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人和学生。实际上，从1951年起，中央情报局即已开始从事西藏叛乱分子的训练工作。阿尔莫就是中央情报局对西藏施行秘密行动的基地之一。

1956年春，人民政府准备在四川西部藏区(通称“康巴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当地农奴主纠集数千人于3月间在理塘发动叛乱。随即，甘孜、康巴地区也相继发生武装叛乱。

叛乱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当即认定康巴叛军是美国在西藏行动的可靠盟友。艾伦·杜勒斯也认为西藏的形势为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11月间，商人出身的贡布扎西派出6名康巴叛军进入印度，由美国飞机运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受训。这些接受训练的人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要去往什么地方，只是接到命令，要他们步行走出噶伦堡。途中，由嘉乐顿珠亲自驾驶的一辆汽车把他们送到印巴边境。一位美国人又给了他们每人一条长长的缠头和一件旁遮普大裤，把他们打扮成锡克人，最后到达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达卡。两天后，一架美国飞机又把一身美军打扮的他们送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接受了为期4个月的训练。

1957年8月，这些受训结业的康巴叛军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导叛乱并促使达赖公开向美国求援。其中两人与贡布扎西取得了联系，并于1958年1月在达赖的夏宫罗布林卡秘密会晤了达赖的管家帕拉·土登维登。

1958年秋天，中情局又向川西理塘地区空投了4名受训结业人员。在这4人中，有1人着陆后被击毙，其余3人在刚找到一股叛乱武装后就被解放军包围，两人被打死，只剩下该小组的头领旺堆嘉措最终进入了西藏。因为电台丢失，中央情报局一时无法对康巴地区实施准确空投，只好于1958年7月和1959年2月对西藏中部的贡布扎西余部进行了两次武器空投，其中有403支步枪、20挺轻机枪和60箱手榴弹，以及几口袋当时在西藏可以流通的印度卢比。由于叛匪来自不同地区、由不同的头人率领，各股叛匪见钱眼红，竟发生了激烈的火并。

从1958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又先后遴选了170余名康巴叛乱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训练。因这些高原来客不习惯海岛气候，中央情报局遂又选择了与西藏地形、气候相近的美国本土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脉海拔10000英尺的赫尔营作为“康巴游击队员训练基地”。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邮报》宣布，赫尔营即将启用为军事试验基地。在这个机密的营门口，赫然悬挂了“危险！请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见后都以为是核废料处理场。营地的警卫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经许可闯入者，一律就地击毙！

第一次全国人大，十四世达赖（前）和十世班禅（后）投票。在西藏，达赖是布达拉宫的主，在藏区影响较大，班禅则在后藏的日喀则地区奉若神明，因此排名往往达赖在前，班禅在后。

此后，美国人又先后对康巴叛军进行了30多次空投，重点支援昌都北部和青藏交界处聚集的叛乱武装，投下的物资多达250吨，有近万支M—1步枪、冲锋枪等枪械以及轻便的57无后坐力炮和高射机枪。还有40多名从赫尔营训练出的人员带着电台空降下去，担负指挥和联络任务。这些特务中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宽大释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击毙，就是在雪岭荒原逃窜时死于寒冷和饥渴。


据1998年9月15日《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根据最新公布的美国情报机构文件，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情报局每年向西藏流亡运动提供170万美元用于开展反对中国的活动，其中包括每年向达赖喇嘛提供18万美元的津贴。”


以木斯塘为基地继续袭扰西藏1958年6月，贡布扎西率领的部分叛军骨干部队，带着美国空降的两名特务和电台，离开拉萨一带，在山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组织了“卫教志愿军”。

1958年11月，中央情报局通过“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占领区，向山南叛军运送了226驮武器装备。次年1月，又通过尼泊尔运入40驮物资。这些武器弹药原本是中央情报局为支援印度尼西亚叛军准备的，但在印尼叛军被苏加诺政府平定之后，这些武器弹药成了多余物资。而将其用作援助康巴叛军，自然成了这些物资的“有效利用”。除此之外，美国人还从巴基斯坦出动U—2高空侦察机深入西藏上空进行间谍飞行。

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一伙逃往印度。中央情报局眼看西藏境内的叛乱武装已无生存基础，遂于1960年与担任达赖“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的嘉乐顿珠及康巴武装头目贡布扎西商议，决定在中国境外建立一块基地来长期袭扰西藏。经过一番挑选，他们看中了尼泊尔境内半独立的封建领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带山高林密，地方首领信喇嘛教并不受政府管辖，况且紧邻西藏边境，进行渗透行动十分方便。不过当地人烟稀少，一切物资供应均要靠美国解决。1961年3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这笔每月需几十万美元的开支。中央情报局还专门在尼泊尔注册成立了“亚利桑那直升机”航空公司，为叛军提供武器和粮食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