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6月9日

慕容诗雨

1925年6月9日
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行改革
    土耳其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凯末尔政府立即制定新宪法，废除政教合一的制度，确立了国家的共和体制。但整个土耳其社会仍然具有的浓厚封建和宗教习俗，土耳其社会进步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从1925年夏开始，凯末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深刻的改革运动，目的是将土耳其社会从封建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内容包括：
一、世俗化运动。1925年夏，凯末尔在群众中鼓动放弃传统的服饰，推广西服。在凯末尔的努力下，1925年11月3日，议会通过法令，号召全国采用礼帽和便帽，废除男士戴费兹帽，妇女戴面纱和头巾的旧习，其次，政府还关闭了一些伊斯兰宗教设施，废除宗教称号，废除希克拉历而采用公历。
二、司法改革。在1924年废除哈里发制度的同时，也废除了伊斯兰宗教法，但当时并没有制定新法以代替宗教法。1926年，大国民议会颁布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法、律师法等，不久又宣布废除各级宗教法官，从此土耳其才逐步摆脱了宗教法的羁绊，建立起现代司法制度。
三、解放妇女。在封建和宗教制度的束缚下，土耳其妇女的地位极为低下。没有任何权利，外出时要用长袍罩着全身。土耳其颁布新法废除许多歧视妇女的法律，妇女在政治上的权利也得到承认。
四、文字改革。1928年8月9日，土耳其宣布采用拉丁字母以取代阿拉伯字母。改革后的土耳其新文字，克服了旧文字许多缺点，具有易学易用等特点，它有助于发展和推广民族文化，消弱封建政权、大大加快世俗化进程增强了土耳其民族自尊心。
        凯末尔推动和引导的改革运动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它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封建思想，尤其是宗教神权思想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控制，在土耳其树立起现代生活观念。从而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为土耳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6月9日
国民党通令封禁抗日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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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局禁演的电影《淞沪血战史》中的镜头
    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又说：“当此战事结束之际，政府正谋对外和平，且停战协定，业经签定，不日将开圆桌会议，国际间充满和平空气，如一旦发现此项挑拨刺激之影片，将影响和平进行，大背政府初衷。”早已被上海租界工部局禁止在租界地区各电影院放映的《上海战史》、《上海之战》、《上海抗日血战史》等抗日新闻片和纪录片，也被禁止在上海租界以外地区的影院上映；故事片《东北二女子》公映不久也被禁映，直至经电影检查当局多次检查，大加剪删后，才准予再次上映。有些影片，从内容到片名，都被改动。如《战地历险记》里的“日军”被改成了“匪军”；《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因片名有“抗日”两字，也被改成为《东北义勇军血战史》。而反映抗日的电影剧本，更被扼杀。蔡楚生继《共赴国难》后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影剧本《血溅红颜》，即被当局以内容“激烈”为借口禁止拍摄。
      但日本却大量摄制了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为背景的鼓吹侵略中国、宣传“皇军威容”的法西斯影片，在上海租界当局的纵容下和国民党默许下，公然在上海租界内的日本影院上映，对中华民族进行侮辱。
      对此，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左翼电影工作者创办的《电影艺术》杂志一连提出了9个“？”来严厉质问这件事：“在租界上为什么《十九路军血战史》、《淞沪血战史》不能放映？为什么租界上的日本影戏院可以应映那样的影片？”指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耻辱！！”《电影艺术》杂志并把国民党禁止拍摄抗日影片的“通令”予以公布和揭发。其他许多电影刊物，也都纷纷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提出了抗议，质问：“为什么要禁止摄制含革命性的影片？”“签定停战协定之后，是不是全中国实施亡国训练的开始？”

慕容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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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禁演的电影《十九路军血战史》镜头

1932年6月9日
蒋介石在庐山开会部署“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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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到江西庐山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布署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军事“围剿”。
    何应钦、李济深、何成浚、何健、陈诚、钱大钧、曹浩森、孙连仲、刘镇华等国民党将领及汪精卫、顾维钧、黄绍闳、李石曾、熊式辉、俞飞鹏等参加。
      会议议决拨3500万元作“剿共”年费，设“剿共”总部于汉口，蒋介石任总司令。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师“围剿”中央苏区。会上还提出了“标本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以军事与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

1938年6月9日
国民党军队炸开花园口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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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进攻武汉,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
    日军攻占徐州后，准备集合南北两路兵力，夺取中原，进而占领武汉。为此，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在豫东战略撤退，同时指定商震第二十集团军负责开决黄河大堤，阻止日军前进。
      4日，商震派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在河南省中牟县赵口决黄河堤，水流不畅，未获成功。6月5日，日军攻占开封，进逼郑州，企图打通平汉、津浦、陇海三线。
      6日，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提出改在花园口另行决堤，被采纳，得赏金2000元。蒋在珍在掘堤前，先把花园口一带的群众都赶到10里以外，然后密布岗哨，选出身强力壮的士兵800多名，分5个小队，日夜轮流掘堤，夜间以汽车上的灯光照明。6月9日上午9时许，蒋在珍部在花园口决堤成功，河水奔腾而出，水流由中牟、尉氏沿鲁河南犯。
      他们唯恐决口太小，急电薛岳调来两门平射炮及士兵一排，在一名连长带领下，连射六七十发炮弹，决口扩大至370公尺，全河改道。汹涌的黄水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堤脚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崖四个村庄刹时被洪水冲毁，荡然无存。口门外刷成深13米、方圆2500多亩的深潭。洪水沿贾鲁河、颖河、涡河等河道向东南漫卷，由十几里扩展到一百多里宽，在人口稠密的大平原上横冲直撞，而后在正阳关至怀远段涌入淮河。黄水入淮后，又溢出两岸，继续泛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个县中因此受灾，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经济损失10.9176亿元。
      据中央社等报道：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洪水所致，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魄荡魂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亦九死一生。艰辛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花园口下的中牟首当其冲，全县三分之二陆沉。幸存的难民扶老携幼，纷纷两逃，郑州附近，集难民数千，食住皆无，情景堪怜。县西北十余里的沙窝地方，集有难民三千余人，十数日来，树皮草根已食之将罄，幸派出三人求救，否则再有二三日，恐全部饿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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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人民惨遭大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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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决堤后一片汪洋，难民逃往他乡

慕容诗雨

1954年6月9日
日本自卫队成立
    1954年6月9日，日本政府颁布《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通称“防卫二法”)，将保安队改为拥有陆海空3军的自卫队。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于1950年7月8日指令吉田内阁建立7万5千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厅增员8千人。据1951年9月的《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吉田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兵员扩充至11万人，新设海上警备队。
    1954年6月9日为适应美国远东战略变化要求，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规定其任务为维持国内治安，防御外来的直接或间接侵略等。
    自卫队受内阁总理大臣指挥监督，由防卫厅负责管理和协调，编制定额为27万。自卫队是战后日本的正规军事力量，其军费开支总数居世界第3位。

1969年6月9日
贺龙元帅含冤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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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身于湖南桑植县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又参加第二次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率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1930年秋，贺龙奉命率部去洪湖地区，1934年6月率部进入贵州，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参加长征，对张国煮分裂党和军队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0师师长，深入敌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多次指挥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贺龙当选为中央委员。
    建国之初，他参与指挥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1952年1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9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任，后又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等。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四人帮”诬陷，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贺龙元帅的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1975年6月9日
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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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
      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不顾病痛和医生的再三劝阻，前往参加。在安放仪式上，周恩来老泪纵横地深深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搂着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这时他声音颤抖，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薛明满脸是泪，哭着对总理说：“总理，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当贺龙元帅的女儿说，“周伯伯要保重身体”时，周恩来的心情无比痛苦，他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全场顿时哭声一片，气氛悲痛。
    周恩来与贺龙相识是在1927年，当时以他们为主要领导人发动了在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著名的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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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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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周恩来访问柬埔寨。西哈努克
亲王(中)与周恩来、贺龙在游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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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和战友们的笑声响彻机场

1975年6月9日
洛克希德公司爆出行贿丑闻
    1975年6月，诺思罗普联合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向参议院全国公司调查委员会承认该公司同海外的咨询者达成了许多秘密协定。当该公司说它是仿效洛克希德航空公司的的做法时，一个马蜂窝被捅开了。很快就查明了洛克希德公司曾给有影响的秘密代理人、实业家、政客、政府官员和外国高级军事官员支付了数百万美元，以换取出售该公司军用和民用飞机获利丰厚的合同。

    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该公司董事长丹尼尔-霍顿和总经理卡尔-科奇安以及其前任的授意和参与下进行的。这一丑闻并未局限于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而是扩及到了国外的法庭。在那里，许多受贿者受到了审讯和处罚。

    1958年，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个老资格的推销员被派往东京，建立了一个办事处并招纳了一批投机商人。他还找一个秘密代理人吉尾块。日本于1960年订购了230架星式战斗机。由于吉尾块的努力，他收到了170万美元的佣金。

    1972年，另外一桩巨额交易成交。这次是科奇安去东京向日航公司推销洛克希德的三星牌喷气机。洛克希德公司在东京的正式代理人告诉科奇安，明智的办法是向田中角荣首相提供5亿日元；公司的秘密代理人吉尾块则告诉科奇安，应该再拿5亿日元给田中角荣的密友吉野宪尔。科奇安对这两笔贿金表示同意。虽然日本方面最初的决定对洛克希德公司不利，但是后来吉尾块又给工业和外贸大臣打了电话，要求他推翻最初的决议。当科奇安又拿出1.2亿日元给了这位大臣之后，全日航空公司的总裁即通知洛克希德公司同意签订购买合同。就这样，1，200万美元的佣金、聘金和其它费用被支付给政府官员、实业家、吉尾块及其同僚。 1977年，当丘奇调查委员会的结果公布以后，至少有14个人在东京受到审讯。

    洛克希德公司在1958年曾试图向西德推销星式战斗机，并说服西德国防部长法朗西-约瑟夫-施特劳斯于翌年购买96架飞机。作为回报，洛克希德公司执委会主席与之达成一项秘密的“君子协定”，公司将从这批飞机成交额中拿出一定的百分比，交付给施特劳斯的政党基督教社会主义同盟作为佣金。

    在1958年到1959年间，荷兰也一直考虑购买星式战斗机，当美国国防部从它的军事援助预算中削减了25架飞机之后，荷兰如愿以偿。究竟朱丽安女王的丈夫、颇有影响的伯恩哈德是如何做出购买决定的，尚不清楚，但是洛克希德公司确实在1960年到1962年间通过瑞士银行付给他100万美元。由于这一丑闻，亲王辞去了他所有的公职。

    洛克希德公司的活动也扩及到了意大利。1969年，律师奥维迪厄-莱福比和实业家凯米里奥-克罗恰尼被公司选为秘密代理人、负责向意大利政府推销大力神式运输机。在其后的两年中，他们花费了200多万美元收买意大利空军将领、国防部长及一些政党和政府官员，并从他们手中再收取回扣。洛克希德公司为了签订购买合同而慷慨支付。当丘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世之后，大部分接受过代理人贿赂的意大利官员连同两个代理人，都被送上了法庭。

    丘奇委员会发现，洛克希德公司通过雇佣中间人向决策者行贿的手段，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西班牙、巴西和菲律宾等国都故伎重演。许多人对此感到大为震惊。一个专门委员会在经过内部调查以后，公开谴责了过去的不法行为，并且为洛克希德公司的全体雇员订立了一套(新的)商业法规。霍顿和科奇安作为贿赂案的元凶，被迫提前退休。

慕容诗雨

1983年6月9日
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选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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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
    1983年6月9日，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在英国大选中大获全胜，足以确保撒切尔夫人连任英国首相，任期为五年。虽然一年前撒切尔夫人的名望处于空前低落的状态，但当她从阿根廷手中夺回福克兰群岛后，又重新获得国民的信任，并且再度在大选中击败她的主要对手工党。
    工党官员们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第三者--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盟，该联盟分化了反撒切尔夫人的选票。一位工党领袖丹尼斯-哈利说，这次大选把人民置于英国历史上最反动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府的掌握之中。西方人把这次选举看成是右翼趋势的一部分，这可能鼓励里根总统再次竞选。

1992年6月9日
日本国会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案
    1992年6月9日和15日，日本国会参众两院不顾社会党等议员的反对和抵制，先后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
    这是战后日本国会首次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案。根据法案，日本可向海外派遣2000名自卫队员。日本国会此举遭到大多数日本国民和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发表讲话或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会通过向外派兵法，呼吁日本不走战争道路。亚洲一些国家对日本通过派兵法表示忧虑。

1994年6月9日
美国少年在新加坡受鞭刑
    尽管迈克尔-费伊与他母亲住在新加坡，他在许多方面仍还是个典型的美国少年。他在新加坡的美国学校里踢足球、打棒球，在当地的哈德-罗克咖啡馆里当男招待，与朋友们一起花钱跳迪斯科。当他初次冒犯了那些法律条文，才发现与他的家乡俄亥俄州代顿镇相比，新加坡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有差异，而且似乎是处于一个不同的世纪。
      费伊18岁，3月份他为犯有喷涂汽车和窝藏偷来的路标的过失在法庭作了辩解。在美国，像他这样没有前科的青少年犯有如此过错至多不过被判缓刑。可是，新加坡处理公共秩序问题很严肃，小到连用厕后不冲洗之类的事也要受罚款。费伊经当地警察局被罚款2200美元，并被判四个月监禁。此外，他还要赤裸着臀部挨6 下藤棍。当然耻辱不止这些。有数十名美国人写信给新加坡驻华盛顿使馆，拥护该判决。
      监狱的棍刑是由一位训练有素的打手掌管。据马来西亚的法学杂志所述，藤棍有4英尺长，半英寸粗，每抽一下都会造成皮开肉绽，形成不能消退的疤痕。大多数挨打的犯人因受惊而不得不进医院治疗。他们至少在三个月内不能端坐或仰卧。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14人因在新加坡毁坏公共财物而挨棍。
      3月，美国为费伊的事向新加坡提出了强烈抗议。“我们承认他们(新加坡)有一定的权力履行他们的刑法，”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惩罚太过分了，非常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重新考虑。”
      要改变判决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新加坡当局并没有想宽容的意图。“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损害公共财物的行为到处发生，就如在纽约市，甚至连警车都不容遭损坏，”一位新加坡政府发言人在回答克林顿的指责时说。
      当费伊于1992年8月搬到新加坡去住时，他的父亲曾告诫他该国有酷刑。他父亲名叫乔治-费伊，在代顿的一家汽车供应公司任总裁。费伊的父母在他8岁那年离了婚，他由父亲和继母抚养。而他的生母兰迪再婚后移居新加坡。费伊在将近初中毕业时，觉得到国外与他生母和继父马科-陈一起呆上几年会很刺激。他的继父是一位美籍华人，在一家联邦捷达公司任董事。
      费伊的麻烦是从1993年10月6日开始的。他被指控喷涂2辆车子，对另2辆扔了鸡蛋，并藏有偷来的路牌。费伊是牵涉此案五名青少年之一。其中还有两个马来西亚人，一个香港人，一个美国人。费伊听到指控后虽强作镇静，但是他的脚却不由颤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