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新部长上任 能否扫除教育八大潜规则

温馨二月天

熊丙奇：新部长上任 能否扫除教育八大潜规则

□晨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也许是巧合。在周济被免，袁贵仁获任教育部部长的当天，央视报道了八大教育潜规则，称“其积弊之深令人震惊”:一为“免试就近入学”异化为“争相择校”，二是择校费“被自愿”，三是奥数改头换面，四是升学率还在争第一，五是“重点班”改名“创新班”，六是补习班挂名 “家长委员会”，七是“你的学生我来教”，八是全日制培训班集体易地补课。
这八大潜规则，还只是针对中小学教育，并未概括得很全面，另有网友盘点出十大、二十大“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积弊之深”，是有目共睹的，至于是不是“令人震惊”，则另当别论了。在我接触的教育官员、教师和家长中，很少有不知道上述“潜规则”的，却很少有对这些潜规则表示震惊的——谁震惊谁就“OUT”了。
对积弊的“熟识无睹”，非一日之寒，而是经历了“震惊、曝光、建议、政府治理、治理无效、再曝光、再建议、再治理”等一个又一个循环。再高调推出的新规，都免不了无功而返的宿命。这就要检讨政府的规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治理作用。就近入学为何异化为争相择校？择校费为何“被自愿”？根源不是管的不严、贯彻不到位，而是中小学办学质量极不均衡，家长的择校冲动因而无法遏制。在这方面，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加大投入，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而不仅仅是严禁择校。奥数、升学率、重点班等等变异，也是同样的道理。
教育越治理越混乱，教育部门是难辞其咎的。对于新任教育部长，有人期望他能“新官上任三把火”，雷厉风行扫除教育积弊。这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速战速决的思路依然在寄望于行政的威权，还是治标不治本。
治理教育，其实不需要教育部门“出重拳”，也不能仰仗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威，恰恰相反，教育部门应该减少行政权威对教育的干扰，而做最基本的服务教育的事。这些基本的事包括:依法保障对教育的投入 （而不是把教育投入作为行政特权，让学校“跑部钱进”），依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法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归还给学校，依法维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公开教育信息。如果这样的表述还不明确的话，那么，教育部只要做到 《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所规定的政府教育部门所应该履行的责任，就很不错了。
对于当下正制订的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人们期望其能对症下药，拿出令人振奋的方案来，这是很自然的。但是，相对于具体的规划（比如人才计划、教师计划）和举措（比如取消文理分科、加强师德建设、治理有偿家教）来说，更重要的在于以正确的教育管理理念，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清晰界定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力与权利、责任与义务，进行办学体制改革、教学方式改革、评价制度改革，构建新型的教育管理制度，恢复教育健康发展的生态。如果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依旧保持，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总想扩大手中权力，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那么纵有更多的“重拳”，教育的积弊也难清除。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原题：莫寄望新部长迅速扫除教育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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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易人为何广受关注

作者：王石川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驻外外交人员法；决定免去周济的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袁贵仁为教育部部长(11月1日《人民日报》)。

应该说，一名官员的任免，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再正常不过。被免去职务，并无感情色彩，只是一个中性词。有消息称，周济另有任用，就此而言，周济被免，实属寻常。在本次人大常委会上，发生变动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不过，相比后者，教育部长易人更引人注目。

首先，教育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关注教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关注教育部长换人，实际上也是关注当前的教育现状。应该承认，在周济任内，教育成就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不容回避的是，教育方面的病灶也不少。比如说教育评估引来怨声载道，教育过度行政化依然赫然，践踏教育公平的现象时有发生，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师德不端等，都让人不满。今年教师节前夕，温总理曾指出：“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关注教育部部长的变动。

其次，关注教育部长易人，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期待，期待我国的教育发展更好，教育改革更顺利。这从不少网友在论坛上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们纷纷打听新任教育部长是谁、什么来头、有什么履历、有何理念，这种关切，体现了公民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渴望。

诚然，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不久前国家开始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改革面向的正是在当前教育和教学中，哪些问题是最突出的、是社会最关心的和是教师最关心的？如今，关注新部长上任，正是寄托了公众的一种浓厚的期待。

综上所述，坊间关注教育部长易人，也在情理之中，这说明了教育的重要地位，更说明了国人对教育寄托了无限冀望。也正因如此，教育改革应该大力推进，办出让人们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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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教育部长的一封信

作者:唐剑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

您好！

这两天媒体报道了一个教育界的重要消息，您接替周济任教育部长。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两天与同事朋友议论起这一人事消息，普遍对您的工作充满期待，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和一个小学生的家长，尤其如此。

我在一所普通大学里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为天职，但在我所在的大学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衡量老师好坏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教学，而是科研，而科研是可以量化的，具体地说，就是看你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接了多少课题。科研成绩往往关系到大学老师的职称、收入和地位。我们学校每年都对老师进行年终考核，其中让很多老师觉得有压力的是科研考核，就是将你在这一年里的科研成果转换成分数，分数超过基本线，才能考核合格。否则，就考核不合格。而不合格的后果是拿不到年终奖金，几年不合格就要被解聘。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小心翼翼地计算自己的科研分数。

为了考核合格，很多老师只好辛辛苦苦写文章。但发表文章，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现下很多刊物只发表有关系的文章，你要是自己投稿，编辑说不定看都不看。更要命的，是文章发表的周期往往很长，你今年写好的文章未必能在今年发表，有的只有靠关系，所以现在学术刊物的编辑成了学术会议的贵宾、专家学者追捧的对象。学校要求教师搞科研，一些教师无奈，只能拿出相应的科研成果。这种科研“大跃进”虽然好看，离科研的本意却越来越远了。

让大学老师苦恼的还有大学里的各种人际关系。学校的领导是大学里的管理者，有着明确的行政级别。从观念上说他们应当服务教师，但实际上，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手握教师的命运。同时，大学的各种学术组织也为行政所垄断，学术委员会按行政级别为大学行政官员所瓜分，大学教师的学术权利得不到充分重视，在和这些大小领导交往时，教师常常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现在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也不好相处。一方面，大学里教师和学生关系往往比较冷淡，另一方面，有的教师和学生有利益关系，如有的教师让自己的研究生替自己打工，而这种利益分配并没有什么规范，所以，双方经常因为分配的问题产生矛盾。

我的孩子正在上小学，在我看来，现在小学还是应试教育的天下。他们老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语文、英语都要求默词、默字，每天放学后还要面对众多的作业，一般做作业需要三四个小时，而且，家长也要跟着指导、检查，基本上每天做完作业，差不多就该洗洗睡了。到了他盼望已久的周末，等待他的，是更多的作业。说不上有多少游戏时间，至于素质教育，只能说说而已。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面临繁重的学业，他们有很多玩具，可没什么时间去玩，他们的生活肯定不算丰富多彩。而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有多少家庭作业，虽然玩具不多，童年生活却快乐得多。

这种应试教育的害处不止于此。在现在的小学，学校重视“教书”，而对“育人”并不关注。学生学的功课虽多，但我觉得并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我孩子的小学里，教师往往要求学生“听话”。对不听话的小学生，教师有时会批评甚至处罚。小学生“听话”了，服从了，同时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而这对于学生人格的培养更加不利。温家宝总理说过“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可谓一语中的。

另外，现在中小学里有少数教师的素质不高。每到教师节这个理应很神圣的节日，有的家长就要给教师送礼，有的送卡，有的送各种券，有的甚至请教师旅游。家长的这种行为无疑使节日变味了，但这些家长之所以如此热衷，是因为有的家长认为如果自己不送，别人都送了，自己的孩子就要吃亏；有的是因为这么做在有的教师那里确实有效果。所以，作为家长，我也曾考虑过如何给小孩的教师送礼，以及送多少礼合适的问题。

我也知道，上述问题和困惑，很多都不是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机构自身能够独自解决的，有些甚至是社会通病。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在您的任上，通过教育界同行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很大缓解。

一名教师及家长:唐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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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新任教育部长能否为中国教育带来新气象？

战场上，临阵换帅乃兵之大忌。教育虽然不是刀剑厮杀的战场，但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承平时代的教育竞争其实一点也不亚于真实的战场。因而，此间将任期未满，年龄也未到退休的教育部长中途换下，其所蕴涵的意义不言而喻。

客观地说，把教育的全部问题归结到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部长身上是不公平的，一些问题也非教育独有，而是带有社会共性，即使教育部长及他领导下的团队努力去做，也难以克服。但这并不表明主管部门就可对此心安理得，“无为而治”。事实上，一个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与教育部长及主管部门大有关系。如果教育部长真想有所作为，即使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能够跳出优美舞蹈来的。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在主持北大时，把其做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形成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贯穿于对大学的治理中，提出了“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理念，彻底荡涤了上大学就是为做官的陈腐学风，使北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以后的西南联大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范。尽管当时的大环境没变，但在蔡元培以及西南联大的校长们领导下，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大学和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最大程度的改革，留下了至今为止中国教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时代已经变化，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如今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也像蔡元培校长一样，达到那样的高度，然而，总应该给国人一个改革的信心。可过去的几年，教育给国人却是越来越失望。尽管每年GDP都在高速增长，但上不起学的人越来越多；尽管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博士群体，但论文抄袭丑闻越来越厉害。可以说，这与教育部的不作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在中国教育不进则退的转折时期，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能否给中国教育带来一种新气象，就成为人们的一丝期待。有高教观察人士日前发文列出了袁贵仁面临的七道坎，它们是，学前教育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应试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以及新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多出杰出人才。细研这七道坎，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于三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教育的评价体系问题、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平问题、教育的去行政化问题。

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接受一系列标准化考试，这种僵化的评价和选拔体制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发展，使得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高难度的知识训练，学生沦为考试机器，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而重点学校制度的推行，不仅造成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和激烈竞争，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和原则，也导致教育腐败盛行。此外，各种教育资源都由行政系统掌控，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办学听命于各级教育主管官员，窒息了教育应有的自由。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教育才会有真正的大解放、大发展。

不过，鉴于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须找到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就当前而言，我认为，不妨从教育公平问题入手，消除教育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可打开教育的新局面。教育的不公平主要是指围绕教育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一个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以重点学校为载体，将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其获益者主要是有钱、有权的资本阶层和官僚阶层，也包括学校老师自身。

当然，这会触及到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在内的既得群体利益，会有很大阻力，但新任部长要开创出教育的新局面，就必须拿出勇气同这个利益集团进行切割。以袁部长几十年的从教经历，应该清楚中国教育的弊端何在，所以，笔者希望袁部长能够大胆同时有策略地革除教育领域的积弊，不要让国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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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教育部长的任务并不轻松

作者:邱智华

10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免去周济的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袁贵仁为教育部部长。(中新网10月31日)

纵观袁贵仁部长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教育领域，在教育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新部长上任也被大家给予厚望。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在不少方面取得突破，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得以实现，高等教育也完成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不过，教育领域仍有许多累积多年的顽症亟待“医治”，摆在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面前的任务并不轻松。比如某些地方官员常把教育作为政绩工程来抓急功近利，甚至违背教育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和学生都是弱势群体，真正强势的是那些领导，他们不讲课，甚至不懂教育。要知道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把学校搞成官场只会搞垮了教育。这点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教育管理理念，如校长是行政人员不得兼任专业技术职称，在大学里实行教授委员会等。因为在很多学校里，真正影响学校发展的是官僚性质的校长。

其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是建立在先进的教育基础之上的，但目前中国的教育实在太落后太功利化了。可以说，目前的教育无法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相适应，特别是义务教育择校热和中高考制度是横亘在素质教育面前的大山。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进展呢，这主要是我们国家的官本位体系的缘故，许多官员好不容易站到一个位置，都愿意因循守旧，稳坐泰山，要知道一旦失误可能“前功尽弃”，所以绝大多官员都不愿意去摸石头过河。

其实在老百姓看来，谁来担任教育部的掌门不重要，关键是谁能给中国教育带来希望。希望袁部长上任能做几件教育改革的实事，让广大教师能有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信心，能真正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理念很好地实施。

淡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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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庭晓苑

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富则国之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