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音：中国如何应对消除贫富差距的呼声？

浪迹天涯

　　中国在经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贫富差距。于是，民间产生了要求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颇为强烈的呼声。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人盼望能够回到平均主义的过去，反执政党的社会势力则竭力让公众相信：只要推翻现在的执政党，清除贪官污吏，贫富不均的问题便可以立即蒸发。这个状况所导生的社会张力仅次于官员的贪污腐败。

　　中国未来能够消除贫富差距吗？什么样的办法才是应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最好办法？为了得出合理的答案，我们需要冷静地观察一下中国和国外的一部分相关现实。

贫富差距的世界分布模式

　　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通常采用基尼系数。目前贫富差距最小的是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典、丹麦，它们的基尼系数最低。美国和西欧的贫富差距大于北欧。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高于美国，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总体来说，贫富差距是一个普遍现象，没有任何国家例外；但是程度有别。一般来说，工业化越发达的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越小；工业化程度越低的国家，贫富差距越大。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虽然低于中国，低于拉丁美洲和非洲，但是这些国家依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美国为例，2006年在美国总人口之中最富有的10％，拥有美国70％的财富，财富集中的程度大于中国（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40％，中国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之一是城乡差距很大）。

　　在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配更加不均等。同样以2006年为例，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85％的世界财富，收入最低、占世界总人口一半的人，只拥有1％的世界财富。这些最富有的人绝大多数来自于经济发达国家，比如，其中37％住在美国，27％住在日本。

　　为何贫富不均遍布全世界、无一例外？最基本的原因有五：（1）每一个国家都允许个人通过兴办企业的方式赚取利润和实行私人资本扩张；（2）允许买卖股票和房地产，通过非产出性劳动的方式赚取财富；（3）实行按贡献分配收入（以及分配权力和声誉地位）的分配原则；（4）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行人员、资金、产品、服务和原材料的流通制度，即市场流通制度；（5）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和弱肉强食的关系。

　　前三个原因必然导致财富、收入的不均等分配，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后两个原因导致国力强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体系中占有优势，而且使任何国家都不能游离在现实的世界体系之外，采用与前三种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

中国不可能选择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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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世界各国都要采用前面所说的前三项经济运作方式？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三项做法可以大体上保证有强烈财富欲望的人能够获得积累巨富的合法性与运作空间，可以促使无意走企业主道路的各阶层职业人士尽其所能地努力工作，以便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三项做法直接启动的都是以谋取个人利益为基本考量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所衍生的整体社会效果却是国家整体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国家整体经济财富的较快积累、民众整体生活的逐步改善，最贫困者可以得到救助。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此种方式更有效的经济发展运作模式。
　　中国、前苏联等国家实验过集体经济制度和接近于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结果是，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活力不足，国家整体生产力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苏联落后于美国，东德比不过西德，朝鲜逊色于韩国，中国大陆差于台湾。笔者在苏北的农村生活过，直到1980年试行包产到户制度之前，村子里的乡亲们常常食不果腹（包产到户之后当年即告改观）。经济改革之前的城市生产活力也相当有限，比如解放牌汽车的模式居然数十年不变。由于整体生产力有限，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的城市基本面貌，民众的基本生活，只能以极慢的速度获得改善。

　　以上海为例，外滩的建筑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变化，上海市民中有极大比例的人一家两代或三代挤住在一间半或两间小房子里。相反，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虽然贫富不均加剧，但是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标准却得到了逐步和明显的提高。也就是说，基于良好愿望的均富分配制度，从整体来看，在改善低收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方面却不敌容忍贫富不均的制度和国家。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遗憾的是，这是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

　　这个事实意味着，即使仅仅考量如何更有效地帮助低收入的民众，即使愿意舍弃国家整体经济的较快发展速度，置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于不顾，中国也不能回到经济改革之前，采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以上事实的进一步含义是，不管什么党在中国执政，都不可能拒绝采用前面说过的那些经济运作方式；然而，只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必然会出现显著的贫富差距，财富就必然会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贪官污吏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但是清除他们只能解决积累财富的机会公平问题，使贪官污吏及其亲友无法获取巨额财富，不过巨额财富会流到使用公平原则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另外一部分人手中，因而就全国而言，依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显著的贫富差距。

消除城乡差距的根本之道

　　不能避免显著的贫富差距不等于不能缩小贫富差距，更不意味着中国的城乡差距必然会永远持续下去，或者城市弱势群体的地位将永远没有改善空间。

　　我们可以首先检视一下城乡差距的问题，为此，可以先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由于较早实现了工业化，由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渐进入城市，在全国人口中，农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都在5％以下，美国是2.4％，加拿大2.8％，法国.2％，英国1.9％，德国为2.8％，日本4.5％。农民除了打工的以外，都是拥有很多土地的农场主，农业作业是机械化制度，管理是企业式的管理，他们的收入不低于城市人。

　　中国目前有60％的人住在农村，但耕地少人多，每户1－10亩地左右，即使每亩土地可收500公斤稻米或400公斤小麦，每年的可得收入也是微乎其微。换言之，这个状态如果不予以彻底改变，农民将会永远生活在贫困之中，成为收入极低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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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中国如果要消除城乡差距、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最根本的道路只能是国家工业化，通过工业化把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如果把农业人口降到10％以下，把土地经营集中在其中10％以下的农业企业家手中，中国绝大部分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城乡差距的问题也会随之消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的土地使用权集中必须伴随工业化自然进行，不可先于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扩张需求，否则便会加剧农村弱势农民的贫困。

　　如何帮助城市弱势民众改善收入与地位？主要可行的途径有三：

　　一、持续发展经济，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的层级，包括提升生产力的技术水平，扩大附加值较大的产业、尤其是世界一流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非农业的产业规模越大，经济与技术的水平越高，整个国家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就会越大，而在全国的劳动力之中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所占的比重越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就越大，原本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士及其子女就越有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结果，城市低收入阶层在全国总人口之中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中产阶级的规模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扩大，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的需要去人为地催生、膨胀。

　　二、向城市弱势群体成员提供良好教育，使他们能够获取参与职场公平竞争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借助于教育去分享中产阶级扩大规模而提供的升迁机会。

　　三、实行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制度、人才使用制度、流动升迁制度，取缔权、钱勾结垄断发展机会的社会现像，以公平竞争的方式，把流动、升迁的大门向肯于努力和有才智潜能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敞开（也向农民子女敞开）。

许多人希望在中国增加所得税、企业税，用第二轮分配的方式把富人的财富分给低收入人士。有的人主张提高城市工人的最低工资底线。实际上这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帮助城市的低收入人士解困，而且风险极大。

　　提高税率和规定工资底线，会减少企业主的利润率，减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了保持利润率和市场竞争力，少数企业主会试图通过研发技术和改善管理予以应对，更多的人会试图把资金转向税收较低、没有工资底线的国家；能力强、收入高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会流向国外。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发展中的国家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可以分析和记取广东的教训。

作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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