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读者让我泪流满面

fay小仙子

一个农民读者让我泪流满面



(一)

从三峡腹地的一个小山村，赶到涪陵城外的火车站，并非易事。他还要在重庆新修建的火车北站转车，然后再在高楼林立的重庆城里，找到上清寺这个地方，以及这栋叫中安国际大厦的办公楼，才能从进入《城乡致富》杂志的编辑部。

周英贵最终决定赶到重庆，到《城乡致富》杂志编辑部的时候，他是带着希望的——致富的希望。一周前，他曾经背着他的家人，一个人上路，步行10多里山路，搭上一辆破中巴，然后从涪陵城里再走10多里的路，最终花10元钱，买了火车票，最终到了重庆，几经周转进入了中安大厦。

但是，那一天，他失望极了。

中安大厦的保安告诉他，今天是周末，没有人上班。但是，他不信。他穿一件蓝色的肥大中山装，里面的单薄毛衣布满破洞，腿上是一条淡蓝色的裤子，脚上则是一双军绿色的胶鞋。他的头发已花白零乱，双手布满老茧和裂纹，在他那张平常的老脸，拥有在中国乡村里随处可见的混浊双眼。

保安也动了几分恻隐之心，于是，他带着他到了《城乡致富》杂志编辑部的办公室。

果然，办公室门紧闭。他长长地叹气，然后静静地离开。

回到在涪陵老家，种地还是种地。但是，那一周，他突然很有干劲。我们知道，人是因为有希望才活着的。

于是，在11月23日的时候，他再次上路了。此前，他戴上老花镜，仔细查看了日历，11月23日，不是周末。

当下午4点13分的时候，他轻车熟路地进入《城乡致富》杂志编辑部的时候，他是激动的。办公室里的人都在。

他进门之后，先是放下了手中的担子——两个蛇皮口袋，然后，对我微笑。在这栋大楼中出入的人，多是俊男索女，对于眼前的人，我只会想到，他是来收废品的老伯。

但是，当他慢慢解开蛇皮口，然后从里面掏出一本，11月号的《城乡致富》杂志的时候，我知道，他就是一个带着致富梦想的农民；一个读者，一个我们必须为之服务的读者。

于是，我起身，给他倒水，安排坐处，然后听他的讲述。

(二)

他声音洪亮，语速极快，我乎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浓厚的乡音中有夹杂着激动的情绪。最后，他打开了那本我们编辑的《城乡致富》杂志，我看到，他把杂志画得“乱七八糟”，最后，他指着杂志上的几个广告，自言自语，然后把期待的目光对准了我。

他指着的几个广告，都是和农民致富相关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一个类型的——来料加工。

一个是加工木箱的，广告上说，你不需要任何投入，只需要把原材料拿回去，根据厂家的需要生产即可。生产完后，厂家要高额回收。

还有一个是加工香的。

我看到，周英贵在这两个广告上，画的笔迹最深。我知道，他对此是有想法的。

对于来料加工类的致富项目，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特别是推荐给周英贵这样的基本没有技术，更没有法律保障的农民的。这样的项目，我个人最大的忧虑是，如果你买了材料，而厂家回收的时候，说你的生产不合格，你怎么办？而你自己又销售不出去。

我给周英贵的解释，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他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

可以理解他的“麻木”：他是带着希望来求助我们的，他肯定已经决定要做这个项目了，现在之所以没有最终下叉，是因为我们能给他一个“确认”，毕竟这次投入，也许会让他倾家荡产。而对于之所以来咨询我们，除了获得我们的支持外，最大的希望也许是我们能给他经营上的建议。

但是，事实是相反的。我居然建议他不要搞这样的项目。

周英贵坐在我的对面，汗水不住地往下流，我给他递了好几此餐巾纸，都被他拽得紧紧的。然后长长的叹气。

我知道，他的这次一次叹气，比一周前因为没有见到我们时候的叹气，显得更无奈。

他失去了希望。

我和编辑部的同事，都很为难，一方面给他解释，来料加工项目的风险，另一方面，又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这颗失望的纯真的心。

我们决定送给他更多的杂志，我到库房也没有找到几本，于是把几期《商界》也送给了他。

然后，他从有着无数破洞的毛衣里面，掏了又掏，最终翻出了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100钞票，他要订阅一年的《城乡致富》。

我知道，他又有了一丝希望。这是一个农民对梦想的坚持，我肃然起敬。

(三)

我无法表达对这一事件的复杂情感，在一个由无数规则构建起来的现代世界里，它洋溢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然后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来说，我甚至没有勇气来对这个事件做一个记录。

我害怕他把我的记忆带到农村，我没有勇气去正视这个世界。或者说，我很惭愧，我为生我养我的农民和那片土地贡献太小。

一直到10岁，我一直生活在乡村。我生活的周围，有着无数个周英贵，他们老实、本分，但是又有着天生的致富追求。但是，这些梦想总是压抑着，即使渴望去做，也是偷偷摸摸的。

比如周英贵，他在某一次到城里帮人干活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城乡致富》这样一本杂志，如获至宝。只有小学5年级文化的他，是偷偷摸摸看完这本杂志的。他害怕人笑话他，农民还装什么知识分子?

然后，他又偷偷摸摸地上路了，去为自己发现的致富之道而实践。他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他害怕失败，害怕失败后被人嘲笑。

当然，这样的偷偷摸摸，也夹杂着某种自私。他希望在别人还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群体中出人头地。

10岁的时候，我离开村子，到县城读书，再后来，我从县城考上大学到重庆读书，再后来，我还一度在首都北京的顶级写字楼里办公。

在农村的新一代成员中，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离开那个小乡村的人。如果不是有其他原因，每年，我总要回家。

从重庆坐火车到黔江，当然，火车还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5年以前，更多的周英贵别说看到火车，甚至可能没有听说过火车，听说也来源于那些和我一样年龄的，不甘一辈子修地球的新一代周英贵们在广州、上海或者是福建打工回来后的描述。

我的每年回家，几乎都是在春节前后。如果不是为了父亲，我真不愿意回去。

我回去的唯一目的，其实就是一次作秀。我的回去，或者是带着老婆的回去，是要让周围的周英贵们知道，我的父亲还有一个算是争气的儿子。我知道父亲是喜欢面子的人，就和周英贵一样的。

当然，我也喜欢看他因为有面子，而高兴得一口气喝半斤白酒的样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回家，尽管父亲总是有着殷切的希望。

那个山村总是阴郁寒冷，道路总是泥泞，我甚至害怕从小非常喜欢的狗。我在城里娶的老婆更是不愿意和我一起回家，她甚至为该叫某个亲戚的称呼而忧虑，她也担心被周英贵们围着看，然后窃窃私语地讨论她。

在家乡，热闹是唯一的补偿。即使我不回忆，在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脸蛋或者是背影中，总有人提起我的故事，然后，让我的思绪在这些低矮的房屋和俊朗的高山中游荡。

每一次回乡的间隔都在加长。每一次回乡都在拉开我和周英贵们的距离。

我在想着是否要在学历方面时候还要有所提升，或者是要不要再买一套房子来投资的时候，而周英贵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则在考虑，土地越来越赚不了钱，是出去打工碰碰运气还是就在本地找一个适合的项目来做做。

尽管，无论是打工还是做项目，都可能让他血本无归，甚至是倾家荡产，但是，他们愿意，那是希望。而只守着土地却没有希望。


(四)

我脚上的泥土越来越少，但是眼里灰尘越越来越多。尽管来自田野，但是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周英贵们，我在自己的情感空间里，我总是自然或是不自然地进行着删减，甚至不愿意去打开这样的思绪。

我吃宫爆鸡丁的时候，会给那些从来就没有乡村记忆的80后的兄弟姐妹聊母鸡是如何孵化小鸡的；我打高尔夫的时候，会给那些稍微有点乡村以及的老板们聊打弹珠其实和打高尔夫没什么两样。

但是，我几乎不主动说出，自己的乡村日子。

事实上，乡村里的周英贵们在中国很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让人羡慕的地位。在重农抑商的无数个年月里，农民的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

当然，社会变革，他们也被历史压制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剥削、歧视、打人……几乎所有社会中的不良关键词，都和他们沾边。

但是，致富的梦想，一直作为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核心思维，从来就没有在农民阶层流失。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积极的社会情绪，而追溯历史，这也是从乡村萌芽的，周英贵的前辈们，冒险打破了旧有的制度的决定和创造力，鼓舞了一个国家的士气。

但是，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创造者们并没有收获他们应该得到的成功。更多的资源开始向城市聚集。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焦躁，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情绪。而周英贵们更加焦躁。

于是，他们开始偷偷摸摸地寻找新的机会，而没有想到，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总夹杂着太多的不和谐。

周英贵们寻找的所谓机会，往往却是某人安好的一个陷阱。而这某人也许正是周英贵们养活的人们。

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在为“平天下”的伟大愿景下奋斗，而对于中国，他们都知道中国的秘密在农村，但他们却似乎在越来越远离而非接近答案。

在2007年11月的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我们为什么越来越远离答案是因为，我们在远离周英贵们。

周英贵离开编辑部的时候，他收下了我们赠送给他的杂志，然后从蛇皮口袋里，拿出了好几十个橘子，然后一个个放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办公桌上。

我怀着失落、沉重、无奈、尴尬、愧疚的心情，慢慢品味着他留下的橘子。然后泪流满面，我知道，我真的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甚至想不到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是那么的麻木。

在这个焦躁的时代，我制造着焦躁也被焦躁制造着。

重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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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老幺

感动~~~~~~~~~~~

情系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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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潼南

回忆真的黑美，，，，

文化路的尽头

说实话，这些杂志，有几个不是忽悠人的呢，可怜的农民兄弟。